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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人的南方──《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

2020-06-17 23:16:40 来源 : W翼生活 点击 : 635

作为女人的南方──《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

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

译|杨雅婷

  将台湾描写成一片母系之地,可视为古典中国文学中悠长南方异色传统的一部分。《楚辞》的古老诗歌传说,建立起南方、女神与异国风情之间的连结,之后这种连结便一再重複演绎于整部中国文学史中。被利用以色诱吴王夫差的越国美女西施,其传说更进一步让南方被神话化,成为充满感官愉悦与女性美的区域。最稳固确立「感性南方」的刻板印象者,也许是六朝的诗歌传说。正是在此时期,描写江南少女的诸首〈採莲曲〉逐渐代表南方及其水路的感官意象。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的正史与野史记载,是这种刻板印象的另一来源。举例来说,《汉书》等史传指出,南方各处都有妇女在溪流中公开洗浴的风俗。傣族特别因此习俗而闻名,其形象仍广为流传于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光客当中。事实上,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高度性化的现象,几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无论在史传还是异闻录里,妇女的主导性,或者说性别倒错,是「南蛮」记述中另一个备受欢迎的主题。例如《太平广记.獠妇》便以性别倒错为其关注焦点: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牀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炊爨樵苏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壻。壻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举例来说,明、清志书在述写诸如苗族这样的族群时,便依循类似的模式,强调女性的主导地位或性方面的主动自信。在一项对于明、清苗族再现的研究中,黛曼(Norma Diamond)发现:

苗族图册与志书文本都尽其可能凸显正常性别角色的逆转事例:侬苗男子要负责照顾婴儿,八番苗则让妇女从事大部分的农务,而在好几个族群里,男人和女人联手耕作、一起劫掠别人(大概是移垦汉人)的田地,或是共同打猎。

  关于中国南方边界外的异国土地,游记也同样运用性别倒错的借喻。举例来说,马欢对于宦官郑和率舰下西洋的记述,便指出好几个东南亚与南亚国家中的异常性别角色。比如他写到暹逻国:

其俗凡事皆是妇人主掌,其国王及民下若有议谋刑法轻重,买卖一应巨细之事,皆从决于妻。其妇人志量果胜男子。

  马欢进一步描写暹逻国的妇女不避讳与中国客人「同饮共寝」—至少从元代以降,这在中国游记里便是东南亚妇女常见的刻板形象。

  无论在文学或历史文献中,将南方女性化的做法,恰与将北方边境男性化形成对比。这些性别化的刻板印象受到好几项因素影响:南方「蛮夷」中母系风俗的存在、北方「戎狄」与战祸的结合、人类特性受环境决定(北方环境酷烈,南方则溼润膏沃)的各种理论,以及六朝时期,相对于过度精緻且日益衰颓的南朝,积极扩张的北方王朝显得强健有力。唐代对于北方边疆与南方边境的文学绘写,又让这些刻板印象进一步推演。实际上,南方男性被剥夺男子气概,不仅源于南方女性被赋予权力,亦为该区域普遍被女性化之部分呈现。透过将南方民族女性化、将北方民族男性化,便得以让「中原」理想的汉人自己居于中央,成为得天独厚的範準。类似的现象亦可见于英国殖民者将印度北部的锡克族人再现为阳刚尚武,而将印度南部诸民族再现为感性阴柔的做法。

  因此,台湾原住民之女性化,不应理解为仅是一般「将他者女性化」情境的一部分,而是上述中国文学传统内,区域性刻板印象之特定运作机制的一部分。当旅人描述台湾原住民崇尚母权时,很可能受到他们原本就熟悉的、南方女性居主导地位的各种形象所影响。事实上,旅游作家屡屡拿台湾的「番」与「南蛮」或中国南部的「吴、越之民」相较。这种比附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中国文献给予南方民族的各种族名—诸如「苗」、「獠」和「蛮」—虽然原本指的也许是各特定族群,但后来逐渐被概泛地用来统称「南方蛮人」。因此,归属给任一特定族群的特性,也可以标示到其他族群上,成为对「南蛮」的部分笼统刻板印象。透过将台湾原住民与中国历史中的「南蛮」相比,清代作家有效地将曾经没没无闻的「东番」之岛,重铸为中国大陆感性而柔美的南境一部分,那是自唐代以来便为中国诗歌传统中的读者所熟悉至极的国度。

  做为异色/情色南国之一部分,台湾的这个形象更藉由对于出浴妇女、原住民的性习惯,以及女性柔美的种种描写而更深植人心。举例来说,郁永河便经常在游记中,收入他对所遇妇女之身体样貌(甚至是性吸引力)的观察。他在某日的日誌里记下「所见番妇多白晰妍好者」;另一日他又写道:「又有三少妇共舂,中一妇颇有姿;然裸体对客,而意色泰然。」虽然文献中时常提及男、女裸体(一般说来,裸露是行为不检的徵象,因而也意味着文化低劣),但只有原住民妇女对于裸体之泰然自处,才会招致旅游作家品评。由于在中国文化中,女性气质端庄的主要标誌之一便是遮覆身体,因此在中国观察者眼中,原住民妇女的大方裸露必然显得格外奇怪而唐突。

  部分基于这个原因,旅游作家对原住民妇女的洗浴习惯展露极大兴趣,他们特别指出此习俗的经常性与开放性。御史六十七甚至在游记中以一整则篇幅讨论「浴川」这个题目。他的描述明白将洗浴的行为情色化,连结到嬉戏、调情和窥淫上。女性的物化在清代风俗图中特别明显,她们通常被描绘成裸胸或穿着喜庆的服装。

  台湾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感官享受的国度—最大力宣传此形象者,莫过于有关原住民求偶与婚配习俗的描述了。在台湾文献中,最为人乐道的标準轶闻,便是青年凭其与少女合奏口琴的能力,来与少女缔结婚盟。「和之」为双关语,除了和声之外,亦有交配之意。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类传闻轶事令人联想到古代《诗经》中的歌谣主题,脑海中因而浮现某种原始性过去(primitive past)的诸多意象。同时,汉人认为原住民对于性方面的礼仪缺乏理解,这也标誌着后者未开化的地位。

  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训诫,表明两性在中国社会中不许有肢体接触的禁忌;而不将两性隔离、也不禁止其肢体接触的做法,同样也是原住民社会中缺乏性方面礼仪的标记。旅游作家经常提到原住民男女杂坐而无序;另有清代旅人趁此机会享受窥淫,从事在其社会里禁忌的其他行为。例如御史六十七便在其游记中的「乳儿」题下笔记此条:「番无男女不亲之嫌。番妇乳儿,见者从旁与相戏狎,甚喜,以为人爱其子,虽抚摩其乳不禁也。」原住民妇女的身体于是与端庄的中国女性身体形成直接的对比—后者在理想上是无从得见、亦无法触及的。这类细节为风俗描述添加挑逗性的元素,同时巩固台湾做为一座可让中国男子恣意与原住民妇女调情的梦幻岛屿形象。

作为女人的南方──《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

  通婚:妇女在跨文化融合中的角色

  汉人男人可以轻易接近原住民妇女身体的想法,也影响游记对于清汉人殖民威望的再现。在为数众多的叙事中,不同族群间的婚姻或性关係被当成一种手段,用以再现殖民社会的族群阶层,使人注意到汉人与原住民之间不均等的权力平衡。身为汉人的性欲望对象,「番妇」变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权力竞赛的场域。举例来说,郁永河观察到岛上的汉人:「且皆纳番妇为妻妾,有求必与,有过必挞,而番人不甚怨之。」郁永河进一步将原住民妇女对汉人来说易于亲狎的特质,再现为族群特权的产物:

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见妇为客狎,喜甚,谓己妻实都,故唐人悦之。……若其同类为奸,则挟弓矢侦奸人射杀之,而不怼其妇。

  这类轶事将原住民描写成明显臣属于汉人之下,毫无愠憎地为后者提供女人与劳力。戴了绿帽的原住民丈夫,甚至被说成把唐人之狎腻其妻解释为一种讚美,做为她品貌出众的证明。对清代的观众而言,这样一则轶事足以确认汉人相对于被殖民原住民的优越地位。

  郁永河声称汉人男子的种种越轨之举是被允许的,其他旅游作家则就记录移垦汉人与当地民众因这类关係而引发的冲突,反驳郁永河的说法。事实上,随着异族通婚的比例在清代日益增高—这是由于移垦汉人的男女比例悬殊,不利单身汉觅偶—汉人对于原住民妇女的需求,逐渐被行政部门视为族群冲突的来源。 在一次地方叛乱之后,清朝官府于1737年(乾隆二年)下令禁止汉人男子与原住民妇女通婚。就法条而言,这道禁令被归入「番界」的相关法规下,且正如隔离政策的其他面向一般,用意在维持族群现状,从而防止族群冲突。

  就像其他的界限法规一般,禁止异族通婚的戒令,发挥强化汉人与原住民区别的作用。1834年(道光十四年)所制订的法规,其阐释之措辞显示该法之关注核心并不在通婚本身,而是汉人男子不当跨越族群分界,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变成番人」的威胁。法条中严惩「散髮、改装、擅娶生番妇女」的汉人男子;但对于娶生番妇女,却仍保留髮辫与汉服的汉人男子,罚则就比较轻。在清代律法的观点中,那些改穿原住民服装而变成番人,并透过解辫散髮而藐视满清习俗的人,显然表明他们企图生活在大清律法之外、不忠不义的「汉奸」身分。通婚也隐含类似的危险,但若仍维持着汉人与清人的身分标记(前者为服装,后者为薙髮蓄辫),就会被视为较无疑虑。

  虽然这些律令旨在维护边境的族群区隔,但与十九世纪美国的「反异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不同的是,清代立法的基础并非对于「种族混合」(racial amalgamation)之恐惧,也不把异族婚姻设定为性犯罪(这条法规同样被归类在关于「越界」的管制下,再度显示领土界限与族群界限之间,存在着概念上的连结)。儘管清廷认为在这段期间限制通婚以稳定跨族关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当时显然不存在针对这类结合的社会禁制。邵式柏发现:「中国人并不觉得汉人与原住民之间有种族上的划分—亦即那种会阻碍原住民取得汉人的身分特性,或否认异族联姻及其子嗣之合法性的划分。」

  事实上,在提倡同化主义之殖民政策的官员眼中,跨族通婚甚至可能有所裨益。例如一位地方官吏主张:「婚姻往来,民番无间,官不屏以异类,彼亦久将自化。」因此,身为妻子的原住民妇女,便可被视为跨文化融合的关键工具。确实,人类学家鲍梅立(Melissa Brown)曾论称,在清代,「通婚是将中国的价值观和习俗引入并散播于原住民社群的主要机制」。虽然关于下述现象尚未有充分深入的研究,但通婚或许也是将原住民习俗引进中国社群的重要机制,这一点可从1834年的法令所表达的恐惧中看出。陶仁明(Antonio Tavares)的研究便提供证据,说明经由婚姻而进入原住民社群的汉人男子,有「原住民化」(indigenization)的情形。

  清代通婚法令的措辞,假定这些婚姻皆採取汉人男子「娶」原住民妇女的形式。对于原住民男子与汉人妇女成婚、以及原住民妇女「招」汉人男子为赘婿的情况,法令则保持缄默,使这些可能性几乎都变成隐而不见。族群与性别特权在殖民脉络中的交织,就这样被刻入法规的字里行间。

书籍资讯

书名:《台湾的想像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1683-1895)》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作者: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

出版: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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